正文

当鼠疫真正开始疯狂肆虐之时，大夫里厄、社会活动家塔鲁、政府职员格朗、神父帕纳卢、老大夫卡斯泰尔及不幸丧子的法官奥通等主要人物们都表现出熠熠生辉的善意，为防疫做出自己的贡献，令人动容。

然而我又总是被一个貌似格格不入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它来自因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的巴黎大报馆年轻记者朗贝尔——疫病初期想尽一切办法，不惜花大价钱疏通关系想要逃出城去，还指责里厄大夫只知鼠疫抽象的概念而不理解个人对幸福的追求；然而疫病后期在他终于能如愿回乡那天，他却犹豫了，并最终出于善意留下来为里厄大夫和塔鲁的志愿队帮忙。他的心理充满着矛盾。

如果要说朗贝尔与大家有什么不同，大概正如作者加缪在书中所写“我们不会因为一位小学教师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就大肆赞扬他。也许可以称赞他选择了这种高尚的职业”。大夫在疫病期间牺牲自己拼命地救人，政府职员参与防疫工作的安排与组织，神父在布道中警醒与抚慰市民，这些义举出于人性的善美，令人崇敬；同时却也或多或少与其职业相关，也有一部分出于对家乡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鼠疫就这样变成了某些人的职责”。在此维度上，异乡人塔鲁和朗贝尔的志愿活动可以说完全出自内心的善良了。而不同于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充满悲悯之心坚持反对死刑，带有英雄色彩的塔鲁；朗贝尔前期的感性、自私与其矛盾的心理斗争，使他更贴近于「普通人」。

朗贝尔代表了千千万万被瘟疫打破了平静生活的「普通人」。他从未想过一次普通的出差竟会让自己历经生死，他认为自己不属于奥兰城却无辜受困奥兰鼠疫之中，他在所有接受封城隔离的人都感到流放感之时受到“最深度的流放”，像飘浮于天地之间的游魂，因为他同所有人一样“为拖长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要牵挂着空间，“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一个「普通人」陷入如此困境时，都不免感到委屈，想到“我本该……”

我想到外婆，年三十那天被舅舅接到县城，老屋冰箱里塞满了预备正月初二回去摆酒席的菜，不料第二天村子就传来封道的消息，近一个月过去，她被儿子和女婿一接一送的交接从县城辗转到了杭州住在我家，又至如今二月多了，也没能回自己的老屋。

“想弗灵清（想不清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她每天看着电视的报道低垂眉眼自言自语，“还不让自己人回家？”在哀怨了许多天无事可做，想要回乡下看自己种的菜之后，和顺的她突然在某一天以一种起义者般的神情红着眼睛歇斯底里地对舅舅喊要回家，“你不想送我的话我走也要走回去！”我们一惊，却又只能劝说，无可奈何。

“我本该初二就回了家的，我给你的红包放在我床头没拿，我想着在你们回来之前我一定是有机会去拿来的。”她对我说。——我们今年本是要去外省爷爷家过完年回来再去看外婆的，不曾想初二那天下午身为公务员的父亲接到防疫工作的电话，当晚我们一家就回到了杭州，父亲至今一个多月早出晚归一日未休。

于是我更能理解「普通人」朗贝尔最初那近乎疯狂又有些幼稚自私的出逃愿望了。每个人都多少怀着这样的返乡和团聚的渴望，有的人没有表露出来，是由于有更强烈的怜悯、责任和使命感在共同作用。因此里厄总对朗贝尔说赶快出逃的行动，他何尝不思念独在异乡求医的妻子呢。“也许我也有这种愿望，为了幸福做点什么吧。”里厄说。

也许被首次计划的失败刺激，记者逐渐冷静下来，发觉自己“把全部心思放在找一条通道，以便穿过把他和妻子隔开的城墙，竟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妻子”，正如纪伯伦说的“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从此他重新在欲念中心找回了妻子。也许被里厄们的奉献所感召，在真正能出逃返乡的那天，他又选择了留下参与志愿队的工作。他心中为他人与为自己的斗争终于以他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我说朗贝尔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确，他身上为己与为人的矛盾最为明显。然而在灾难面前，谁又不是「普通人」呢？大夫和公务人员们离开家庭坚守岗位，市民们流放自己，所有人都在做着“我本不该”在做的事，在为己与为人之间最终选择了为人，以此共同抗击疫病。

瘟疫中的「普通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普通而又不普通。

灾难犹如突降的黑夜，短暂的慌乱过后，定睛时才发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擎起了或明或暗的火光。

园林192班
190201228
王子悦
20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