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绪论

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管理与实施的重要前提,其理论也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更新。如今中国社会城市化的特点突出，粗放无序的城市空间增长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城乡矛盾的激化，城市病之痛给城市规划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调和城市建设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国外学者多基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生态城市(ecocity)或是生态社区(eco-community)的建设对策；而中国学者则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众多调和人与自然的规划思路。但是，不管是西方的生态环保理念还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二者都是侧重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在城市建设中的对立关系，而忽略人与社会环境在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关系。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道之源”。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古人依托《周易》的思想，将山、水、农田合于城市，建设了一座座虽小而散却又符合“山环水抱，负阴抱阳”理想人居理念的城市。而在城市野蛮生长的今天，我们的城市规划却常常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或是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要求下简单地将绿地和公园作为佐料加入到高楼之间。对“天人合一”的片面解释，造成了城市发展动力的混乱、城与乡的割裂、内循环的冗杂，规划者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生生”的有机体进行思考。本文提出“群式城市”的城市规划新模型，结合周易中“生生美学”的哲学思想加以阐释，以求在城市建设中人与自然、社会相和谐。

二、城市规划新模式——群式城市

随着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为拓宽边界无止境地侵占郊野和农田。为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各类城市规划理论在城乡发展的矛盾中应运而生。

1898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城市的中心仅为公共设施，而居民区和产业在其外部呈环状分布，并由绿茵道环状切割，同时利用城市外围的农牧用地限制城市用地的自发无序膨胀。虽然该城市模型保证了顺畅的交通和较高的城市绿地率，但其去中心化的设计导致城市缺乏经济发展向心力，建设动力严重不足$^1$。受其“以绿地为牢”的启发，昂温通过绿地围住大型城市并建立卫星城疏解主城人口用地的压力。不过，昂温忽略了主城的经济“磁性”，虽建立了半独立的卫星城，但这些城镇多数都沦为“卧城”，丧失经济主动权，没有自主生命力。

因此，在二者基础上本文提出“群式城市”的城市规划新构想：将城与乡视为一个城市有机体。众多小城细胞（或称之为城区）组合成一个城市；每一个小城细胞都有独立的建设体系，它们之间的间隙填以乡村阻隔；城际快速路或轻轨穿梭各细胞之间，使其成为有机整体。

这种城市模型尺度小于如今的城市群，使小城拥有内在发展动力的同时，添以城乡间和城城间的互动潜力$^2$。

三、基于周易思想对群式城市的理论思考

（一）“自本自根”——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空间拓展政策的产物。虽不至将其界定为贫民窟，但是城中村环卫差、治安乱、管理难等问题使其成为了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塌陷带”，陷入人与社会环境不和谐的困境。

多数学者将这种现象简单归咎于城市建设中不合理的吞并模式，但若想究其根本，应从城市发展的源动力考虑。“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即城市的发展是自本自根的。即使发展受外因影响，外因仍需作用于内因发挥作用，而外因过激则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混乱。

可惜的是，外因裹挟内因而激发城市仓促发展是如今诸多城市发展的现状。对于出现城中村的大城市，其发展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或经济引导的外地人口涌入带来的。在这种外因驱动下，城市发展必将处于需远大于供的状态，其扩张是被动的，是强烈而短暂的。但群式城市以其强大的区域弹性$^3$，削弱了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冲击，每个小城的发展是缓慢而持久的。这种内因驱动下，城市发展需求来自城内居民从上到下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其表现将不再是扩张，而是“建新拆旧”，是城市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强烈的外因驱动会只会极大提高城市居住环境的上限，是贫富两极化；而温和的内因驱动可以同时提高上限和下限，是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群式城市符合了“自本自根”的生命哲学，所谓“独立而不改”的内在驱动是对城市生命的激发。

（二）“两极互动”——城乡关系的阴阳调和

在中国现阶段的城乡发展中，城与乡的角色是独立的。城市发展速度和水平远高于乡村，导致城乡矛盾呈现出二元对立关系。二者的互动是单向的。人口上，乡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乡村劳动力空虚；经济上，乡村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粮食而城市的经济反哺是廉价有限的。这种单向流动是城乡发展不均的根本原因，是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下人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

在考虑城乡发展时，城与乡不应是简单区域和功能的划分，而应充分考虑城乡之间各要素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从哲学角度看，合理的城乡互动应符合周易哲学中阴阳两仪的辩证关系，互即互入。

城，为阳；乡，为阴。“时无先后，权无主辅”（《周易外传·系辞上传》）。城乡之间不应有贵贱之分。与现行城乡布局中城与乡的割裂不同，群式城市将乡村和城市有机地结合，其尺度更小，结合更紧密。在城区间放入乡村分隔，使得乡村成为城市中的绿地，限制城区扩张，同时又带动乡村发展。城市是人类社会的经济部分，乡村是人类社会的自然部分。在永续不竭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二者发挥同等作用，可谓“因而和之，是谓圣度”，“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城，为乾，刚而“自强不息”（《大象·乾》）；乡，为坤，柔而“厚德载物”（《大象·坤》）。城乡分工侧重不同。从代谢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系统面临冲击时，复杂系统能更好地保持自身系统结构不被破环并得到发展，但是当复杂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后，它恢复为原来状态的能力就会弱得多。城市是人类工业的载体，复杂而“刚”，突破了人类文明的极限；乡村是人类农业的载体，简易而“柔”，则化解了社会发展的曲折和危机。

因此，群式城市顺应了城乡“两极互动”的阴阳哲学，“乾健坤顺”便是人类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辩证依存关系。

（三）“周行不殆”——群城协作的发展模式

“摊大饼”式的扩张是城市发展的常见现象。因外地人口涌入，城市边界向郊野扩张；又因其市中心的强大磁性，产业和资源向中心聚拢。大量居民需在中心与远郊间来回奔波通勤。同时，城市中心交通规划又囿于老城区道路尺度的限制，道路拥挤不堪。城市内循环被阻断，犹如城市血脉不畅，损耗着居民的幸福感，是人与社会环境不和谐的又一体现。

相比于传统大城市路网，群式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建设不囿于城市已有的规划用地限制，城际直达快线规避了长短途乘客交杂造成的混乱与拥挤，实现了劳动力和物资在城区间的高效流动。同时，不同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群式城市”模式符合受生态资源约束的代谢经济学模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企业都倾向于开发新市场或新资源，即建设新城区。社会财富和资源因此流入欠发达城区，此消彼长，螺旋发展。

此外，面临突发情况冲击时，“群式城市”的各城区能够互相照应。城区之间由乡村过渡分隔，使得城市各部分可断可连，但整体依然保持稳定的自循环，避免出现千万人口城市一刀切的整体宕机。受冲击的城区一二三产业兼具，依靠自循环和城区间的城市内循环，能尽快重启城区，恢复秩序。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以交通和通信技术为血液，保持各个城区间循环流动畅通，才能周行不殆、生生不息。

四、结语

本文受“生生美学”思想的启发，提出了“群式城市”的概念，以求在城市建设中人与自然、社会相和谐。“群式城市”以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为驱动，实现“自本自根”的城市发展内在动力；以城乡相间、区间均衡的多中心城市格局，实现“两极互动”的城乡关系阴阳调和；以交通和通信技术为血液，实现“周行不殆”的群城协作发展模式。

正如《雅典宪章》所说：“对于从事城市计划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居民需要的并不只有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还有健康活力的社会环境。只有实现兼顾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天人合一”，才能真正营造出“山环水抱，负阴抱阳”理想人居环境。

作者注

注。始建于1902年的莱切沃斯（Letchworth）是“田园城市”的试点，位于伦敦东北64km，但发展15年人口才18000人，与霍华德的理想相距甚远。
注。目前城际铁路速度可达120km/h，有益人们健康的通勤时间为半小时内，因此健康的城际区间距离应小于60km。现有的城市群相对“群式城市”尺度过大，难以复刻类似的模式。
注。“区域弹性”是指，在一个群式城市中，每一个小城都是独立而可相互转化的。当一个小城的人口涌入到达极限，因其城城间的连通性，富余的人口可以选其他的小城做替代，规避了小城瞬时承载过大的人口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