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引言

出于“蒋宋孔陈”对民国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掌控，人们习惯于将其并称为“四大家族”。而宋氏家族则是“蒋宋孔陈”中最难以企及、无可超越的特殊家族。它连结了20世纪民国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以及宋子文等。可以说，宋氏家族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编制起了民国权力和人脉的大网。“查理宋”作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则是这张大网最初的编织者。

宋耀如的一生是“大写”的传奇：赴美、传教、起家、革命。他由一个不起眼的草根成功地迈向了精英阶层。是什么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是贵人相助？但一位不起眼的草根为何会得到那么多地位显赫的好心人的帮助与关怀呢？宋耀如传奇的人生就仅是由外部环境推动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宋耀如的成功离不开他留洋经历贴上的“基督”、“海归”标签，而能有留洋的经历离不开他内在的人格魅力。

或许因未公开,如今宋耀如的资料并不完善。宋耀如直接的材料较为单调和片面。因此，为更立体地还原宋耀如，本文将以其人脉网络间的信函作为主要根据，以期能较为全面地拼凑出宋耀如的一生。结构上，以“赴美与传教”、“起家”、“革命”三部分切分时间，以“基督”、“海归”为引线，复盘宋氏家族第一人传奇与辉煌。

二、宋耀如的一生复盘

（一）赴美与传教：拨动人生轨迹的“弦”

宋耀如，出生于海南文昌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却有一个洋气的英文名Charles Jones Soong，故得名“查理宋”。如此洋气的名字与其留洋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宋耀如传奇一生的起点。

宋耀如本姓韩，后过继给宋姓舅父[1]，1878年随一位叫琼斯的船长来到美国，因恳求学习遭拒绝又逃离了养父家。不久后，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朱利安·卡尔将军资助下宋耀如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尔皮特神学院读书[2]。

整段赴美经历中宋耀如颇得许多“贵人”相助，但是更多地，是宋耀如自立自强品格和对机会的把握造就了这段传奇的经历。

从横渡大洋到达彼岸的美国开始，宋耀如的赴美旅程就带上了传奇又戏剧化的色彩。宋庆龄曾有这样的回忆她父亲的经历：

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3]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如此魄力一人独自前往美国，甚至他还没完全学会英语。这样的经历足见宋耀如在少年时期就有过人之胆识；这样的锤炼也造就了宋耀如敢于冒险的精神，为他在壮年时期敢于走上创业和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此外，宋耀如在留美期间还展现出超凡的学习能力。他在越洋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考德牧师学做人，向卡尔将军学经营……生活是他的课堂，丰富的阅历是他有别于他人的知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人的表现才能赢得朱利安·卡尔将军的赏识[4]。他成绩优异，对自己的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且立志回国传教。在神学院中宋耀如得到了时任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会督的马克蒂耶的赏识[5]，虽自己有心再多留一两年学医，但还是被直接派往中国的布道团。

至此,宋耀如回国传教的愿望[6]便在1885年得以实现,也就此贴上了“基督”、“海归”的标签。

（二）起家：从零开始

虽留洋的经历告一段落，但留洋对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开阔的眼见，更重要的是留洋带给宋耀如贴上的“基督”“海归”标签，这对后来宋耀如如何起家以及如何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宋耀如回国后的人生是留洋经历的延续。

幸运的是，1886年宋耀如回国后，宋耀如经美国好友牛尚周介绍，认识了其妻妹倪珪贞。倪珪贞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是一位不缠足的名门闺秀。二人同信基督，志趣相投，不久便步入了婚姻，这也是宋耀如的福气。可见，“基督”与“海归”给他人生带来了第一次扭转。

但是回国后生活并不一直顺风顺水。好景不长。1889年岳父与亲父相继去世又逢长女宋霭龄出生，使宋耀如备受煎熬。1890年他决定在布道团中降职，转而投身实业，经商淘金。他借助自己的“基督”标签在家开办了小型印刷厂“美华圣经会”印刷《圣经》，又利用自己的“海归”背景代理机器设备进口，后来还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此后又扩大经营范围涉及纺织、烟草等行业。从一个穷牧师摇身变为商业大亨，从第一桶金到发家致富盖起宅院，宋耀如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对奢华的宋氏宅院宋美龄曾有这样的记述：

（我家房屋）距离（市中心）越远越是独一而奢华。……房屋有三层，16个房间，还不包括厨房和浴室。……我们要搬到一处有30个房间的房子（不包括佣人房）。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公馆，有五层，带屋顶花园。说实话，我并不在乎。房子那么大，天花板如此高，我在里面会迷路的。它就像一家大型宾馆，尽管很辉煌但太正规了。[7]

身处大动荡、大变革之时代，经商也并非易事。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人在此划定租界、设立洋行，外商的资本总体远大于本地商人。上海在成为繁华商业中心的同时，也沦为了从商者的“漩涡”。宋耀如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上海站稳脚跟是由于他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握每一次机会：“基督”的人设便印刷圣经；“海归”的标签则代理设备进口。虽人到中年，在敦厚老实的外表下，却仍然暗藏着他年轻时那种“冒险乘船，勇于开拓”的精神。

（三）革命：扬名于民族之巅

宋耀如留洋多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并未全盘西化，仍然心系祖国。基督的信仰让他希望把博大的爱奉献给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中国百姓。当他初到神学院时，他在给生父的家书中这样写道：

因为基督的缘故，上帝就在我的面前。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友善和上帝的仁慈告诉您。[8]

他的传道是为了济世，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他也曾希望学医，以便能拯救脆弱的生命。宋耀如“基督”的信仰带给他爱人如己、博爱济世的性格，这一点也促使宋耀如的一生不但奔走于教会之间，驰骋于商海之上，还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谈到革命，那不得不提到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孙宋联姻固然是宋氏家族立于民族之巅的基础，但宋耀如对孙中山的支持绝不是攀附权贵，而是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

据冯自由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记载：“甲午春[9]，总理偕陆皓东买舟北上”，抵沪后，“复结识陈廷威、宋耀如二人”。孙宋二人之所以能一拍即合并成为密友，也和宋耀如的留洋经历密不可分。孙中山和宋耀如不仅因为共同信仰基督而价值观念基本相同，巧合地是，他们的出生也极为相似，两人都是广东籍，都有海外求学、谋生之经历。因此，“基督”“海归”的标签让二人一见如故，宋耀如也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上，宋耀如外表敦厚老实的形象总难以和推翻政权的激进革命政权联系起来。孙中山曾评价道：“宋先生一生高风亮节，平和敦厚，蔼然使人沐浴春风。”[10]他既不争名也不夺利，总是在背后默默地付出。宋耀如常请孙中山宿于自己的府宅[11]，陪同孙中山前往各地考察[12]。此外，宋耀如积极筹措革命经费，自己的企业甚至几度负债；他还借用自己传教士的身份拉拢西方各传教士团体，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13]。对待革命的大事小事，他总是亲力亲为，绝无半点马虎。作为一个商业大亨，帮孙中山办事时却常常躬亲前往，足见宋耀如与孙中山交往之亲密、对革命之支持。孙中山在致林晓生的信中曾提及：

兹他亲身来客店，取弟之行李。请将两皮包及一棉质杠，以及南京新买之皮带四件交他带来便可。[14]

由此二人之间的信任可见一斑。直到宋耀如晚年身体不佳才写信向孙中山解释并致歉：

我因身体欠佳，不易远洋旅行，所以今冬之前无法赴美。近日仍有头痛状况。小便略发炎症，血压亦甚高。正遵医嘱服药降压。[15]

可以说，宋耀如是孙中山革命初期坚实的支持力量，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如果没有宋耀如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必然被改写。

不言而喻，革命的道路也是危险的。而面对革命带来的危险宋耀如展现出他的沉着和冷静。他利用自己“基督”的标签来隐藏“革命”的作为。宋庆龄的回忆中描述了他印刷革命秘密小册子的场景：

……父亲在他的住宅的地下室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16]

革命的风险宋耀如自然了如于胸。在当时动乱的时局，趋利避害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甚至连宋耀如的挚友牛尚周在孙袁冲突时都告诫儿子惠生不要和宋家产生瓜葛。[17]但是，宋耀如依然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革命的道路，他胸中更清楚的是民族大义。在革命的原则性问题面前，宋耀如一改敦厚老实的性格，化作一门义愤填膺的战士。在一封写给孙中山的信函中，他严词批评了倒向袁世凯的马素[18]：

我从卫处得知，马素已致电《上海每日新闻》报，建议各政治党派团结一致支持袁世凯政府。他精神不正常吗？抑或他以臣服于袁世凯万能的金钱诱惑之下？这是对他仁慈朋友的背信弃义！[19]

中国的革命道路并不平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变的是，宋耀如默默无闻而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孙中山。孙中山曾赞扬宋耀如：“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与陆烈士浩东及弟初谈革命。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20]宋耀如在逆境中隐忍、开拓，年老亦不忘初心。终于在武装讨袁胜利后，革命党人彻底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巩固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宋耀如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捍卫共和的战士，奉献了其毕生精力，因肝病、肾病[21]于1918年5月3日过世。

三、总结
宋耀如虽生于普通家庭，但是他的命运在他踏上远洋邮轮的那一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复盘他回国后结婚、起家、革命的经历，我们不难发觉所有的一切都与“基督”、“海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婚姻中，“基督”隐射出了爱人倪珪贞，“海归”隐射出媒人牛尚周；在起家时，“基督”对应了印刷圣经，“海归”对应了进口代理；在革命时，“基督”和“海归”不但指向了患难与共的战友孙中山，也包含了革命时的身份保护伞，甚至还引出了早期中国革命的资金来源。不言而喻，“基督”和“海归”就是宋耀如归国后人生经历中的两条线，时而分离又时而绞合，它们不但串起了宋耀如后半生的机遇与转折，还编制出了以宋耀如为中心的人脉大网。

但是，宋耀如的传奇并不能只归功于“基督”、“海归”这两个人设标签，驱动他整个人生的是标签背后的性格与品质。宋耀如是温和老实的儒生，博爱苍生、亲力亲为；宋耀如是勇敢不屈的战士，敢于革命、忠于民主。宋耀如是勇于开拓、不畏艰难的，赴美时虽前途未知却毅然孤身前往，起家时虽商海险恶却善于寻觅商机，革命时虽局势危险却冒死支持革命；宋耀如也是心系祖国、忧国忧民的，学医是以医术救国民，创业是以实业兴国力，革命是以民主救国难。不论在留洋还是归国，不论有无“基督”“海归”的标签，宋耀如就是那个宋耀如，温和儒雅老实的外表下藏有一个坚定勇敢的心。

宋耀如的传奇人生并非偶然，也并非仅是人设标签的推动，而是他强大人格映射于时代的结果，这也必然让宋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注

作者注。关于宋耀如过继一事应该是确凿的，但是过继的时间和具体细节是存疑的。有学者认为，宋耀如在1875年到波士顿后其叔叔并在波士顿举行了过继仪式。但据宋庆龄回忆（《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美国的确有一个开杂货铺的uncle，但应该是其舅父，应该是其母亲家族的亲戚。又据宋耀如信件（《致林乐如函（1881年6月25日）》），直至1881年他已离家6年，确实是1875年；但据他写给父亲的信函（《致父亲函（1881年6月25日）》）1878年他才与哥哥分别，赴美。由此可推断，他被过继给养父的时间应该在1878年之后。宋耀如由韩改姓到宋，也应该发生1878年后。至于那场声势浩大的过继仪式，可能就是某些学者为其写传时所用的文学性表现手法。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第十二页。
同上注。
作者注。卡尔将军资助了宋耀如在美国的学习，且在革命期间在宋耀如筹措下资助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可见卡尔将军被宋耀如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在宋庆龄的回忆（《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也提及卡尔将军“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
作者注。据马克蒂耶：《致林乐知函（1885年7月8日）》，在马克蒂耶给林乐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叙述：“我们希望今年秋天宋和帕克医生一起派去你处。……宋希望再多留一两年学医，以使自己更有用处等等。……我深切希望，在你的正确引导下，我们的宋会做好的。”
作者注。刚进入神学院不久，宋耀如在家书中就提及希望自己学成归国传教。后文将有涉及。
宋美龄：《致米尔斯函（1917年8月7日）》，宋时娟译。原件藏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档案馆。
宋耀如：《致父亲函（1881年6月25日）》，摘自朱玖琳译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原件藏于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
作者注。关于宋耀如和孙中山结识的时间是存疑的。据宋庆龄的回忆（《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宋孙二人相识于孙中山在美国学校宣讲时，然而1886年以前，二人的活动范围并无交叠。因此，此处可能是宋庆龄年老回忆时的误记。据孙中山的信函（《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16日）》），“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与陆烈士浩东及弟初谈革命。”，这里直接记载了具体事件又为当事人之信件，且与冯自由的记载吻合，可信度较高。虽根据此信，宋孙二人应结识于20年前（1992年），但考虑到“二十”极有可能为虚指。因此，本文取冯自由所述的时间“甲午春”（1894年）。
陈廷一：《宋氏三姐妹》，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帝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十五页。
作者注。据《孙前总统抵沪记》（摘自《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记载，“孙君与其男女公子宿友人宋君之家。”
作者注。据《孙中山先生之东游》（摘自《天铎报》1913年2月11日）记载：“孙中山先生以视察日本工商业并铁路现状，定于本日午后二时乘山城丸起程。同行者马君武、戴天仇、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五君。”
作者注。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力量尚未形成，中国的革命需要借助外国的力量，其中传教士团体就是其中一部分力量。在宋耀如《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12日）》中就对此事有提及：“除了两位是尚贤堂成员的传教士，在华传教士团体的舆论是支持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自从我上次见您后，我已经与许多传教士进行了谈话，据我所知，外国力量不会干涉我们的行动，除非我们的军队损害外侨或资产。”
孙中山：《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16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宋耀如：《致孙中山函（1915年7月13日）》，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八十八页。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第十三页。
作者注。在牛尚周致儿子惠生的信函中，他阐明自己虽身为亲戚，但在宋氏家人赴美避难又回国后并未于其见面：“因为我不想使自己受到任何一个政府敌对的政党的牵连……因为如果我同叛党有瓜葛，我的饭碗会被敲掉。”
作者注。马素曾任孙中山秘书。
宋耀如：《致孙中山函（1915年7月13日）》，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八十八页。
孙中山：《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16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盛永华：《宋耀如捍卫共和奋斗一生被赞革命的“隐君子“》，《海南日报》2011年10月17日。

参考文献

陈廷一：《宋氏三姐妹》，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帝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
马克蒂耶：《致林乐知函（1885年7月8日）》，摘自朱玖琳译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盛永华：《宋耀如捍卫共和奋斗一生被赞革命的“隐君子“》，《海南日报》2011年10月17日。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宋美龄：《致米尔斯函（1917年8月7日）》，宋时娟译。原件藏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档案馆。
宋耀如：《致父亲函（1881年6月25日）》，摘自朱玖琳译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宋耀如：《致孙中山函（1915年7月13日）》，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孙前总统抵沪记》，《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
《孙中山先生之东游》，《天铎报》1913年2月11日。
孙中山：《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16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